这一次谈判非常不好对付，苏维埃政府的行动非常快，乌拉扬诺夫在火车站演讲的十二小时后，苏维埃政府便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一份以列昂.托洛茨基为首的谈判人员名单——这份名单的意味深长，因为中国政府并没有承认俄国苏维埃政府，世界上只有德国承认它的合法性，而托洛茨基是苏维埃政府中绝对的核心领导人之一，苏维埃政府肯派他前来谈判，这也许会意味着俄国同中国建交的可能性。
谭延闿从秘书手中接过这份名单后也不禁陷入了沉思——托洛茨基是被他这一代人所遗忘的前苏联领导人，毕竟前生苏联在其童年时代便结束了辉煌，苏联的政治斗争又极为复杂，托洛茨基也只是在历史教科书上这么一闪而过，谭延闿没有想到会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到苏联的早期领导核心之一。
准确的说谭延闿对苏维埃并不抱有不共戴天的心理，甚至截然相反他对其还是颇有好感的，若不是他站在一个大国领导人的地位上必须要为中国未来的国际生存环境创造更好的条件，他不介意和俄国苏维埃政府发生友好外交关系——毕竟前生的童年乃至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中，意识形态教育依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九十年代出生的人所感受不到的，“八零后”不管承不承认，他们的初等教育中还渗透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教育的成分，这种教育让他对“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还是有一定感情的，如果不是苏联有太过强大的潜质，他是不会这么处心积虑的来削弱俄国苏维埃政府的。
当然“苏联”这一词汇在谭延闿的心中是毁誉参半的，它在和中国的关系中事实上绝大多数时间都是扮演着不太光彩的角色，不过只有谭延闿站在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上来考虑问题的时候才意识到这根本算不了什么，也许换位思考让他成为斯大林或是赫鲁晓夫，做出来的决定说不定会更绝——中国和俄国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两个国家互相下绊子的时间远比通力合作的时间要长久，只不过风水轮流转，现在是他谭延闿在坐庄而已。
从六月十日到七月三日，中国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的国际舞台上毫无疑问是最闪亮的，中国以强悍的军事实力表明任何挑衅中国的行为都是不理智的，其代价也是极为惨重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中国以并不强烈的军事手段获取了可以堪比四分之三个欧洲的庞大领土——尽管中国无法做到有效的控制这么庞大的领土，但是俄国人在过去的三百年中对这片领土的控制力也是有限的很。
中国的收获是如此的令人眼红，又是如此的令人的敬畏——在七月末中国电影院中上映的《祖国》纪录片中，影片的开头便是东云级战列舰慢慢旋转的两座前主炮塔，六门令人敬畏的十六寸主炮喷射出十几米远的火焰，而镜头迅速切换到中西伯利亚战场上那瞬间腾起高达三十米的火球，再有便是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在炮击后那令人惨不忍睹的场景。
在这个时代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比大炮更有力的语言了，而这部上映的《祖国》纪录片极大的煽动了中国的民族自豪感——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中央政权为在海外伤亡普通华人一泄怒火的时候，即便这种泄愤的行为背后有着深刻的国家利益所在。在推翻满清政权后中国两次对外军事行动中，都是为身处海外的华人报仇，至少在表面上政府用自己的语言向所有的中国人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人走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他们的背后都站着强大的祖国，他们的人身安全都会由祖国来保护，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为对华人的不当行为而负责，而这种代价是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才能够承受得起的！
七月四日起中国军队停止了一切对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军事行动，中国军队的前锋停止在阿钦斯克，因为阿钦斯克和俄国苏维埃政府失去了联系，况且对于西伯利亚来说莫斯科是真正的天高皇帝远，这里的守军成分复杂，对于现在的苏维埃政府的认同还远未达到死心塌地的程度。所以在三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被攻克后，面对虎视眈眈的中国军队阿钦斯克最终选择了投降，这对谭延闿和刘禹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意外之喜。
为了维护国家形象，谭延闿选择了和平手段来解决中俄之间的问题，不过他心中很清楚中国正面对俄国苏维埃政府采取武力行动今年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托洛茨基不可能通过并不安全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来中国，沿途的俄国城市有很多对俄国中央政府并不买账，在各地叛乱此起彼伏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特使代表团最现实的路线便是由中国来安排走海路，因为除了德国之外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国家承认苏维埃政府是俄国的合法政权，可想而知这条路并不好走——谭延闿已经下令由外交部来运作此事，代表团将会在德国登上“北京特快专列”，也唯有以这样的方式才可以将代表团安全的送到北京。
算算俄国苏维埃政府的代表团在排除战争因素的干扰，满打满算至少要在路上走两个月，再加上谈判的时间，今年中国是不可能再对俄国有什么新的军事动作了。这次军事行动比谭延闿预料的要短得多，不过相应的可以让中国军队有更多的时间趁着严冬并未到来的时候肃清占领区的俄国残余顽抗部队。最重要的是刘大炮自西伯利亚横扫而过留下的是满目疮痍，伊尔库茨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几乎被夷为平地，中国军队必须要尽快的做好相关准备在新的占领区过冬。
事实上在俄国苏维埃政府代表团启程之时，谭延闿经过深思熟虑下定决心在谈判桌上是寸步不让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七月末召开的中央军委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一份意味深长的决议——刘禹的西北军团将会更名为“西伯利亚集团军”，而李俊翰的西线军团更名为“西域集团军”，这两个名称的变动已经表明了谭延闿强硬的立场。与此同时大批的建筑材料和海军淘汰下来的大口径舰炮被装上火车火速运往占领区，而中国铁道兵将会加紧时间修复占领区内的铁路交通，并且开始修筑从巴尔喀什经卡拉干达至阿斯塔纳的铁路——面对恶劣的环境，中国要想保住占领区不被夺回去那就必须要保证交通，趁战事平息阶段加紧输送物资。
刘禹和李俊翰都已经得到了谭延闿的授权，允许“西伯利亚集团军和西域集团军可以征调占领区内的一切资源优先保障国防工程的进度”，这份授权背后的潜台词便是战争中被俘虏的十三万俄国士兵，甚至包括当地的居民。这份授权对于占领区尤其是西伯利亚占领区的居民和俘虏来说是灾难性的，西伯利亚集团军二十五万士兵中的六个师立刻以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城镇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将视线内的每一个人都抓了回来，图伦、下乌金斯克、阿钦斯克、坎斯克、斯柳江卡这些轻度受损或是没有经过炮火洗礼的城镇立刻变成了一座座巨大的集中营——这些人在怒火冲天的刘禹面前都是“西伯利亚国防工程的劳工”。
当内务部将西伯利亚的情况秘密呈送给谭延闿的时候，谭延闿只是一声叹息但并没有对西伯利亚集团军有任何指令发出，只是交代陆军总后勤部准备比原计划更多的过冬食品、衣物、燃料以最快的速度运往占领区。谭延闿终究不是心狠手黑的屠夫，事情既然捅到他面前面对生命他不可能无动于衷，他除了到时候要向刘禹要结果之外，只能尽可能的对这些“劳工”提供一些物资，算是尽尽人事而已。
“历史上苏联为了消除远东滨海区中国人的影响，用尽了残酷的手段迫害华人，任由当地民族主义者冲击华人，甚至由军队出手将华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原始丛林中……现在风水轮流转我不做的那么过分，至于这些劳工的命运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当一头雾水的温基岩走出总统办公室后，谭延闿将这份文件放在烟灰缸中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