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生于公元882年，亡于954年。他生于乱世，也终亡于乱世，时人称其与孔子同寿，事四姓九君，这还不包括地方军阀，比如刘守光、李克用。皇帝轮流做，他岿然不动。因为忠臣不事二主，冯道处事圆滑，明哲保身，最要不得的是他以“长老老”自居，沾沾自喜，所以他挨骂。

契丹人趁中原混乱，南下侵掠。耶律德光入汴，冯道和当时几乎所有的大臣一样，素服郊迎。

耶律德光问冯道：“尔何以拜我？”

冯道回答：“无城无兵，安敢不来？”

耶律德光讥讽道：“尔是何等老子（老家伙）？”

冯道自嘲：“无才无德，痴顽老子！”

耶律德光不怒反笑，而冯道摇身一边，成了契丹人的太傅。耶律德光又问：“天下百姓如何救得？”

冯道答曰：“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耶律德光）救得！”

就连欧阳修也承认：“人皆谓契丹不以夷灭中国之人者，赖（冯）道一言之善也”。当代也有人说，“冯道是个救苦救难的大救星”。

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自称儿皇帝，其侄石重贵称帝后，渐渐拒绝了向契丹称臣，并且晋军曾在战场上连续让契丹人吃了不少苦头。耶律德光入汴后，对冯道这个人物及他的圆滑如雷贯耳，有降臣说后晋皇帝断绝与契丹的联系，冯道也参与定计，应当问罪。耶律德光根本就不相信冯老头会这样干。由此可见，冯道这个人确实相当的“无耻”，连外邦的契丹人都深信不疑。

或许我们认为冯道应该隐迹于山林。但当一个隐士，对整个社会没有一丁点的益处。

归隐不能当大隐，因为隐于朝，没有相当的智慧是无法生存的，冯道就是一个隐于朝的大隐。这个要排除在外。

在城市中生活也太过危险，汴州城被劫了无数次。那位被认为还算得上不错的郭威，入汴时也曾许诺让部下大劫十天，作为犒赏。这是当时军队攻克城隍的“惯例”，郭威要是不答应部下们这么干，他自己的项上人头就不保，更别说当皇帝了。所以冯道应该当小隐，小隐隐于野。这就需要物质基础，要有一亩三分地，假如他不当官，就置不起土地。但当个农民，要面对如下威胁：

一是税吏的盘剥。当时谈不上政府治理，各地节度史、刺史及爪牙对百姓横加盘剥，百姓连一寸牛皮也不能私藏，根本就没有道理可言。

二是要面临乱兵与流寇的洗劫。冯道很大的可能会在一次洗劫中丢掉性命，并且很可能被乱兵流寇，包括所谓官军在内，当作“人肉干粮”。

三是，在当时的环境中很难安安静静地当个农夫，极大的可能会被拉去当兵，脸上刺上字，然后在一场战斗中死于非命。

其它天灾，就忽略不计了。那时候黄河有几次大的溃堤，水泊梁山就是那时形成的。因天灾造成的流寇，整个五代时期就没间断过。

所以，冯道还可能选择揭竿而起。借用时人安重荣的话，“现今时代，讲甚么君臣，但教兵强马壮，便好做天子了。”冯道应当不具备这种冒头的勇气与性格，我们假设他具备，那么他想生存，就必须比别人更狠，杀人是家常便饭。这样一来，他跟那些大军阀们还有什么区别？五代都是骄兵、贪兵、暴兵，连皇帝都要贿赂士兵，钱从何处来？

其次，冯道还可以出国避难，南方相对安定一些。典型的例子是韩熙载，站在当时中原朝代看来，韩熙载身为后唐的进士，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先投奔吴，后帮南唐谋划中原。不过，今天的人们只知道韩熙载是个忧国忧民的大忠臣，因为有《韩熙载夜宴图》这样的无价之宝作证。但韩氏凭什么为江南忧虑？

最后，冯道也能先当个不为人所知的小吏，然后等待明君横空出世，郭威、柴荣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然而，他没有看过提前出版的《五代史》，也未读过《中国通史》，更无法穿越时空，了解历史的进程，做到慧眼识珠、待价而沽。他所认识的皇帝，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并且不幸的是，他在公元954年卒，如果他活得更长一些，他会看到自己的“小同事”赵匡胤也改朝换代了。

冯道这个长乐老很不幸，人家范质、李榖、魏仁浦等等也是历经数代，得到的历史评价比他强多了。

冯道微时曾有诗云：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时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这正是他对自己一生的预言。在虎狼丛中，他未尝谏诤，也许是良心发现，当周世宗柴荣御驾亲征北汉时，他上了平生唯一的一次谏诤，试图阻止柴荣北征。结果还是证明冯道错了，其本人不久就寿终正寝，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此。

作为一个圆滑的长乐老，冯道为什么敢于向周世宗而不是别的皇帝谏诤？他完全可以光看不说，这样对他没有任何损失，这是因为他认定周世宗是他一生当中所见过的最英明的皇帝，一个有包容心的皇帝。世有唐太宗，然后有魏征。周世宗恰恰是一个对唐太宗无比崇拜的皇帝。

今人在阅读有关冯道的史料时，不妨想一想：当我们面对强权和毫无怜悯的屠杀时，究竟有几人能做到死节？T